戴胄带来的新商业模式，让活字署这头嗷嗷待哺的吞金巨兽，终于开始自己下金蛋了。

效果是baozha性的。

《关中农桑要术》的“赞助”消息一经放出，”。

上面不仅有大学究们引经据典的鸿篇巨制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子石破天惊的新锐观点。

一个在国子监读了十年书，连助教都没混上的老博士，因一篇《三传异同考》，被孔颖达亲自登门拜访，邀请他到弘文馆参与修史。

一个在西市卖字画的穷酸秀才，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游记，被无数人追捧，城中书坊主动找上门来，愿出千金买断。

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，只看才华，不问出身的舞台。

于是，所有人都疯了。

起初，大家辩论的还是一些风花雪月和学术考据。

比如“鹅鹅鹅”那首诗的作者到底是不是骆宾王。

比如《兰亭集序》的某个字，到底是“快然”还是“怏然”。

但渐渐的，事情开始不对劲了。

导火索，是一本名为《前隋兴亡录》的新书。

作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落魄文人。

他在书中旁征博引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：隋炀帝杨广，并非史书所载那般是个纯粹的暴君。

其开凿大运河、西巡张掖、三征高句丽，虽“弊在当代”，却“利在千秋”。

本朝的许多国策，其实都是在延续其举措。

其国之所以亡，非亡于志向之大，而亡于手段之急，用民过甚。

这篇文章一出，长安的士林瞬间炸开了锅。

立刻，一群以维护“正统”为己任的老派学者拍案而起。

他们发表文章，痛斥该书作者是为暴君翻案，混淆黑白，其心可诛。

他们将杨广的残暴、奢靡、好大喜功一一列举，论证其亡国乃天理昭彰，罪有应得。

然而，另一批更年轻、思想更开放的学者，却站出来力挺《前隋兴亡录》。

他们认为，历史人物应当功过分开看待，不能一味脸谱化。

杨广虽有滔天大过，但其眼光和魄力亦有可取之处。

评价历史，应当客观冷静，而非简单的道德审判。

一场席卷长安的超级大辩论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
双方你来我往，每天都有数十篇新文章贴满公告栏。

从隋炀帝的个人品行，辩到大运河的功过是非，再到三征高句丽的战略得失。

整个长安的百姓，都成了这场论战的忠实观众。

每天最热门的话题，就是“今天王博士和李学士谁又发新文了？”

“你支持‘尊隋派’还是‘贬隋派’？”

茶馆里，说书先生的生意彻底黄了。

所有人都在听人读报，然后为了某个观点吵得面红耳赤，唾沫横飞。

赌坊甚至为此开了盘口，赌哪一方能最终在论战中占据上风。

李承乾对此一无所知。